谭泽光作坊

我国现行教育中的三大“病症”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人才培育与教育创新”的演讲中炮轰我国现行教育中的三大“病症”。

 文理分家导致人文情怀缺失

     朱永新指出，诺贝尔奖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心痛，我们呼唤了那么多年，为什么呼唤不到？这涉及到高中文理分科，文理分科实际上是导致人才培养水平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导致了我国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分离。

    文理分科降低了民族的整体素质。因为过早的文理分科以后，理科的学习不再学历史、学地理，不再和伟大的思想家对话，那么科学家的人文情怀就有问题，对中国问题、对人类问题、对民族文化的关系、环境污染问题等等就会很少关注。

         因此，朱永新建议：教育部立即组织专家进行取消高中与高考文理分科的论证。

教育行政化使知识分子无心学问

        朱永新称，中国的教育行政化趋势非常突出，现在整个大学是行政化的，所有大学都是行政级别。好的教授最想做的就是当校长、当处长，他不是想做学问，这个就导致了我们一些优秀科学家过早丧失对学问的兴趣，这是导致我们人才数量少的重要原因。

         所以，他建议要取消大学行政级别，修改高等教育法，建立起大学的职员制。

 阅读能力下降导致国民素质降低

        朱永新在论坛上指出，阅读太重要了，阅读能力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但我们国家的阅读力长期以来一直走低，导致国民素质降低。我国每年出版图书不下30万种，但是每一户家庭的消费图书数量不到1.75本，人均阅读量太小，这是很危险的。

    朱永新举几个大学的例子，现在连大学生基本上都不读书了，大学生阅读有了快餐化的倾向，这是广东的例子，广州某个大学校园里面借阅最高的是《名侦探柯南》。

    在阅读缺失的情况下，满堂灌的教学体系出现了，它让学生失去了思考能力，学生“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后全忘记”，这成为大学教育的典型写照，中小学也是如此。   

 （转载）                                  

                                   一场关于民主的辩论
                                              张维为

　　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讲完之后的讨论很有意思。一个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我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我随即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说；“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诉我”。这时，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声了。这时刚才提问的那个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至今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

　　“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还是问他：“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百分之二十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干脆反问：“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还是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这个倒霉的伊拉克。

　　听众一些人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我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 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我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份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当时因为还有其他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但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谈到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施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百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2006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万人，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十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盘点2008网络流行语

　　一、什锦八宝饭

　　今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也有了自己的粉丝团，名为“什锦八宝饭”。

　　其实，早在2003年，胡锦涛、温家宝就公开了网民身份，向外界展现对互联网的重视。今年6月20日，胡锦涛又通过人民网，实现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同网民在线交流。

　　评论认为，胡锦涛再次“开先河”接触网民，令中共领导人亲民形象再次增分。媒体称，胡锦涛问政网络，开通“网络民意直通车”，开启了地方政府的执政新风。籍此，“草根民意”借网出海，成功实现了对关注公共事件的意见表达、政治参与。

 

　　二、做人不能太CNN

　　在报道拉萨打砸抢烧事件中，美国CNN的新闻报道将一张反映拉萨街头多名暴徒袭击过往军车的照片剪裁为局部特写，故意淡化袭击者的暴力和群体色彩，严重歪曲事实，引发全球华人大签名，要求CNN道歉，并征集爱国律师起诉CNN。同期，CNN新闻主播卡弗蒂在北京奥运火炬在美传递期间发表侮华言论，称中国人是“一群五十年不变的呆子和暴徒。”由此，“做人不能太CNN”风靡网络，甚者被网友编成RAP风格的歌谣。

　　如媒体所言，“CNN风波”最终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指标，它标志着全球华人小区的一种觉醒，既不同于过往的狭义的民族主义，也不同于旧时代的麻木不仁。它将迫使其它西方媒体在开口批评华人时，必须三思。

　　同时，“CNN”风波也提醒中国民众，所谓西方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正如何被滥用。不论做人行事都不要太CNN。

 

　　三、俯卧撑

　　在瓮安“6?28”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贵州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件真相。通报描述事发当日的情景，当事人李树芬准备跳河寻死时，其好友刘某正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

　　随着瓮安事件真相渐趋明朗，以及“房价不会跳水，只是在做俯卧撑”、“主持人博客曝光裸体做俯卧撑照片”等炒作，“俯卧撑”迅速成为网络热词。

　　略带戏谑的“俯卧撑”折射出网民对现实公共事件真相的渴求。今年5月1日,中国政府正式出台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无专门政务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的现状，提高了政府公信力和透明度，从此，关乎民生的决策不再是少部分人关起门来做的神秘事。然而，正如媒体所言，现实生活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却还有一扇“玻璃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不管是从法规本身的条文来看，还是生效以来的执行来看，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四、范跑跑

　　“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汶川大地震后，四川一所私立中学教师范美忠在博客中的这番震后“表白”掀起轩然大波，被网友讥讽为“范跑跑”，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师德”的讨论。其后，中国教育部公布修改后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保护学生安全”首次被明确列入。

　　大多数网友初期都认为，身为责任人的范美忠选择逃跑，让人难以接受，并对其大加伐斥。然而，当一些人仅仅用道德的大棒，来迎头痛击他时，公众又站到同情范美忠的立场做换位思考。

　　或许，对正处于“青春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思想烈士”范美忠或许并不是一个恶人，他通过展示自己特殊时刻的瞬间表现，唤起了公众思考人性的弱点，以期促成相关制度的良性改进。

 

　　五、“林卡脖”、“刘内裤”、“杨不归”

　　今年与问题官员有关的新闻很多。先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林嘉祥书记酒后涉嫌猥亵女童，接着，海南省农业厅一名处级干部醉酒后身穿内裤到处追打医生护士，与此同时，“抱病走丢”法国的温州鹿城区区长等纷纷被曝光，“林卡脖”、“刘内裤”、“杨不归”一夜间飙红网络。

　　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官员的言行举止，往往会被放大到众目睽睽的聚光灯下，接受最广泛的监督。网络让监督走上“快车道”，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举报通天”。有评论称，网络监督的出现或许能使渴望吏治澄清的人们眼前一亮，但倘若不能与职能部门形成良性互动，形成合力，那么，这一监督效能的作用将是有限的。

 

　　六、很黄很暴力  很傻很天真

　　此词是出自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一则关于净化网络视听的新闻里。13岁女孩张殊凡在接受采访时说：“上次我上网查资料，突然弹出来一个网页，很黄很暴力，我赶紧把它给关了。” 这句话掀起的“旋风”恐怕是央视所始料未及的。同时，它也将很X很XX这一句式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有评论指出，当网络的“BT文化”发展到欺负一个才13岁的女孩时，这无疑值得深思。当 “网络暴力”这股邪火突破道德底线对现实生活进行“民间制裁”时，或许真的就该进行法律规范了。

 

　　七、打酱油

　　“打酱油”的流行与“很黄很暴力”的风靡有异曲同工之处，均出自电视新闻。广州一位市民在就艳照门事件接受某电视台采访时说：“关我X事，我是来打酱油的。”此话一出，立即红遍网络。若想表示不清楚某事，或者不想谈论某事时，都可以用“打酱油”代之。

　　有媒体称，这句颇搞笑的网络术语，却蕴藏着一种“新道德”，当网络舆论变身网络暴力干扰人们的现实私人空间时，我们的社会所缺少的或许正是“关我X事”的从容心态。

 

　　八、囧

　　不怕雷到你，就怕囧自己

　　2008年，一个古老而陌生的汉字因互联网而重生，这个字就是囧。读音如“窘”,本意光明，但因其外观颇像一个人无奈、愁眉苦脸时的表情,网友赋予了它新的内涵：郁闷、悲伤、无奈、无语。有学者直言用“囧”表达情绪，体现了中国式的智慧，是古老的文化和现代网络的完美对接。

　　无独有偶，“槑”(音同“梅”)字也因网络而“枯木逢春”。两个“呆”组在一起，表示比呆还呆。

　　面对网络语言的勃兴，有评论认为，这种现象折射出了文化的自我调节和完善机制，每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从“叛逆”到“成熟”的过程。

 

　　九、山寨

　　山寨一词据说源于广东方言。通俗说即盗版、仿制等，这是一种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最初以“山寨手机”之名闯入了公众视野，其后，山寨家电，山寨明星，山寨建筑等衍生品层出不穷，一时间神州无处不山寨。

　　山寨文化的风靡引起了人们的热评。批评者认为，这是赤裸裸的盗版与侵权行为。不过，也有网友看好山寨的前景，并为其贴上了“草根创新、群众智慧”的标签。它现在所承载的已经不仅仅是满足大众对奢侈品的想象，媒体评论认为山寨文化的闪光点就在于草根对抗权威，大众对抗精英的精神。

 

　　十、正龙拍虎

　　随着周正龙案二审的结束，持续了400多天的华南虎肥皂剧也划上了句号。一个汉语新词因此诞生，那就是“正龙拍虎”。据说是指某人或某集团为利益所驱动而做假，被揭穿后仍抵死不认。

　　“正龙拍虎”所表达的不只是对周正龙造假行为的批判，更是对一些官员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丑态的痛恨。有媒体称其已成为蓄意造假和欺世盗名的代名词，寓意社会公信力的缺失。

　　或许，管理者的急功近利，才使假虎照招摇过市。“正龙拍虎”是个笑谈，但我们不能一笑而过，而应该认真反思。

　　回首2008，这些网络流行语往往多伴随着重大公共事件的发生而走红网络，在坊间口耳相传。诚如学者所言，网络语言本身已成为体现世情民心的一个维度和观测点。

 

                                  《联合早报网》

 

“做人要低调”2005年已经在我们单位已经成为日常用语，想不到今天才流行开来。

         “做人要低调”成最流行网络语言

               2008年12月12日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日前，主题为“青春中国，网络你我”的上海高校学生网络精英年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年会上揭晓了上海大学生心目中“魅力网络top10”评选结果，“很傻很天真”成为最流行的网络用语，“做人要低调”成为最流行的网络语言。

十大网络流行用语都是大学生平时常用的流行用语，不论在上网还是平时生活中都会用到，包括“很傻很天真”、“80后，90后”、“顶，赞”、“雷”、“山寨”、“囧”、“打酱油”“人肉搜索”、“做人要厚道”、“很好很强大”；

十大网络流行语言则都有特定的出处，大学生平时会引用这些原话。包括“做人要低调”、“死了都不卖”、“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抛弃，不放弃”、“冰雪无情人有情”、“做人不要CNN”、“众志成城，人间大爱”、“中国加油，奥运加油，四川加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I LOVE CHINA”。

十大网络事件则为我国遭遇特大冰雪灾害、“艳照门”事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三鹿毒奶粉事件、奥运圣火传递、全球金融危机、神七问天、北京奥运成功举办、汶川大地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陈丹青专访

吴怀尧 -- 腾讯博客  发表时间：2008年12月10日

 

先做一道选择题。陈丹青是：A.海归，B.教授，C.画家，D.作家，E.公众知识分子。
    只要你知道这个人，或者根本不知道，但你做了这道题。任意选项，或者全选，都会有人告诉你：恭喜你，答对了！但陈丹青显然不愿意接“公共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他说：“中国连真正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的‘公共知识分子’？”
    2001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公众人物”的陈丹青，在一个公开场合，激扬地说：“我们小时候在弄堂口，要是看见如今长得像谢霆锋这样的小白脸，二话不说过去就是几个嘴巴，不为别的，谁叫他看上去那么小资产阶级呢。”
    2008年，这个身份复杂机智而敏锐的人，在接受《怀尧访谈录》独家专访时，依然口无遮拦：“在国外，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
    多少年过去了，陈丹青还是那个陈丹青吗？他的多重身份，仍在决定着公众面对的选择题：他是多面的。

海归

   1982年初，即将迎来而立之年的陈丹青移居纽约，在异国他乡度过了18年的“洋插队”生活。他曾表示，自己在国外的生活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我第一天到美国，就面临一个生计问题，我必须卖画讨生活。”
    吴怀尧：1978年你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两年后毕业留校，工作一年。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经历。这些人日后分成两拨，一拨留在本土，另一拨出国。你们这一代海归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苏学生，有哪些根本差异？对于现在大学生出国热怎么看？跨过门槛，意味着创造与超越。你的出国，是不是一次跨过门槛的过程？在国外，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陈丹青：我对出国热没有看法。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本该出入自由，改革开放只是将事物恢复应有的状况。在国外，最深的感触：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
    吴怀尧：这种说法让人诧异，能否阐述一下？
    陈丹青：中国有老百姓，但没有公民，有人口，但没有现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阶层全是无比严密无比细腻的奴主关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则巴望有一天当主子，你仔细想想，不是这样么？
    吴怀尧：我很好奇，为什么从纽约回来之后，你的胆子变得如此之大？是什么让你口无遮拦？你如何平衡艺术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
    陈丹青：我少年时就口无遮栏。可那时没人找我说话，文革时哪有媒体啊，即便有，凭什么找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胆子。和纽约市随便哪个说说写写的家伙比，全中国的人差不多都给摘除了胆囊。我从不自称艺术家，更不是知识分子，用不着“平衡”。中国连真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公共知识分子”？
    吴怀尧：那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陈丹青：我从没想过给自己定位。“定位”这俩字也是近年回国后才知道。为什么要定位？定了位，人生就安稳、就有价值了么？我听不少人动不动就说“我是作学问的”，“我研究这一行一辈子”，我就心里想：傻逼！
    吴怀尧：如果说你的愤怒是一种高兴，那么幸福是什么？
    陈丹青：到我这年龄，活着，没病，就什么都好。我不会去想：啊！我的生活与精神最近怎样怎样……不会的。我只是活着。
    吴怀尧：我注意到，五月汶川地震后，你为赈灾所绘的油画《中国的山川》在一场慈善竞拍中以165万元拍出。有媒体报道，这笔善款将全部捐助给汶川地震灾区，用于建立多所希望小学。这些小学，你会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吗？
    陈丹青：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我从未想过。我也不知道这些钱会不会拿去盖小学，甚至不曾指望钱会用在灾民那里。只是我得做些什么，不是为了灾民，只为心安。
    吴怀尧：一个人用什么名字，或者接受什么样的名字，自有其特殊含义。从字面意思来看，“丹青”是红色和青色的颜料，借指绘画。我很好奇，你的名字的来历——是父母取的吗？如果是，那他们太有先见之明了。
    陈丹青：我的名字是父亲取的，弟弟名叫“丹心”。父亲是抗战那代过来人，相信“精忠报国”，信奉“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父亲给我们兄弟俩起这对名字，当时哪料到我喜欢画画。
    吴怀尧：据我所知，你的父母经历过战争，逃难，你的祖父是黄埔军校的军官，打了半辈子仗，你的岳父也是军人，也打了半辈子仗。你虽然生在和平年代，但所受的教育都和战争有关。小时候看的电影都是战争，然后经历“文革”，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对你性格的形成和人生道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陈丹青：我对苦难会敏感。但“苦难”这个词现在被说滥了，惹人讨厌。当我说对苦难敏感，意思是说：苦难是美的，假如进入艺术的话。我喜欢画悲剧主题。孟德斯鸠说过，人在苦难中才活得像个人。
    吴怀尧：你是上海人，上海曾经经过很多年的殖民文化的熏陶，经过风月流水的涤汰，你觉得这样一座历经过苦难的城市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或者说，什么样的艺术会适合上海？
    陈丹青：除了殖民时期的建筑，“殖民文化”对上海曾经有过的“熏陶”早已被淘洗干净了——不论这种熏陶是负面还是正面的。民国的上海艺术家作出了全中国最“洋气”的作品，七十年代上海给出全国最左的无产阶级文艺——八个样板戏有四个是上海创作的——现在上海的艺术，整体上既不洋，也不左——我甚至不清楚上海提呈给全国哪些作品。譬如现在上海没有一部惊动全国的电影。这种情况已延续十年以上了。可是在三四十年代，包括七八十年代，全国都在等待上海出品的电影。
    吴怀尧：前几天我倒是看了一部电影，叫《海角七号》，台湾的片子，看完后宝岛是个美丽温情有梦想的地方。最近你也写了篇《日常的台湾》，说台湾人情好，早期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就处处看得稀罕。在地理面积上，台湾算是弹丸之地，但是却接连出了不少厉害角色，诸如李敖、柏杨、侯孝贤、邓丽君、白先勇、周杰伦等。如果我说，台湾是目前中国最有文化或文化氛围最好的省份，你会同意吗？
    陈丹青：一个省份不能和整个中国的“文化”或“文化氛围”比较，但台湾出人，不是因为文化氛围，而是相对大陆，比较自由，比较地没有遭遇文化上的毁坏与劫难。你去问问台湾有头脑的文化人，都对台湾不满意。
    吴怀尧：在评述王家卫的时候，你说他“一看就是一个流氓”，很多人奇怪你为什么这么说。你平时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能否为大家推荐三部你觉得必看的电影？
    陈丹青：媒体喜欢耸动，在我全部讲演中只摘取这句话，并予夸张。那是形容词，表示一种泼辣大胆的影像风格。事后家卫请我吃饭，我说媒体只用这句话，他说对啊，不是流氓你怎能拍电影！即便从电影故事看，事实上欧美多少电以黑帮流氓作主题。
    我喜欢各种类型的电影。没有一种类型是好的或不好的，要看拍得好不好。我很难推荐“三部电影”，那样会对不起其他好电影：好电影太多了。

教授

     2000年，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的一员，陈丹青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教授及博士生导师；2005年，因对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不满，他愤然辞职，由此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同年杂文集《退步集》出版，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影响。
    吴怀尧：你25岁时考上美院，其时正好是“文革”后各地高校全面恢复招生的1978年。据说在考大学的前几天，你突然被取消考试资格，真有这事吗？坊间还流传一种说法，那年你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你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真是这样？
    陈丹青：具体情况就像你所知道的一样。但考试前几天忽然被取消资格，完全没这事。那时国家拼命鼓励所有年轻人考试，每个县委公开发放申请表，谁都可以填表申请。国家十年不招生，急坏了。
    吴怀尧：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要改变这种考试制度，关键点在哪儿？对此你是否抱有希望？
    陈丹青：我对制度的改变与否，不抱希望，那是许多人的饭碗，不能随便改动。我对出人才不绝望。人才是挡不住的。
    吴怀尧：你小时候是乖孩子吗？学习成绩如何？有没有翻墙越界手腕子给大人捉牢了的经历？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打架与被打的经历？
    陈丹青：我小时候很乖，听话，又很顽皮，叛逆。我想现在也差不多。媒体夸张了我的判逆。许多记者一见我，发现完全不像他们想象的样子，他们大概以为这家伙是个疯子。
    吴怀尧：有人问毕达哥拉斯，女人是否值得尊重。毕达哥拉斯说:她们有三个神圣的名字:起初被叫做女儿，接着被叫着新娘，然后被叫着母亲。能否说说你对女性的看法？
    陈丹青：上帝创造男女。我对女性谈不出什么要紧的话，太多人已经发表过意见了。我也谈不出对女性的“看法”，一个男人对女性不是抱有看法，而是被吸引，或不被吸引——这要看你面对一位怎样的女性。我不会对太宽泛的词语发表意见：“女性”一词什么都没说出，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和一位五岁的女孩，都是女性，但你希望我回应的显然不是这俩年龄段的“女性”。
    吴怀尧：那我们来谈男性吧，今年11月23日晚上，在北大的百年世纪大讲堂，你和贾樟柯围绕电影《小武》展开对话，台下座无虚席，掌声和笑声此起彼伏。学生们提问也很踊跃。退场时，我看见有个男同学冲着台上大喊：“我爱你！”看得出，不少年轻人对你很是崇拜，不少听上去 “很深刻，很哲学，很迷茫”的问题，你也面带微笑，耐心作答，你当时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陈丹青：我喜欢小孩，喜欢看见年轻人。中老年人要么对年轻人讨厌——年轻人处处提醒他们，你老了，快死了——要么看见年轻人会高兴。我属于后一种吧。我年轻时，凡是对我们笑的，善意的中老年人，我也会喜欢。
    吴怀尧：既然这么喜欢年轻人，那你有生之年，还会参与体制内的教育吗？
    陈丹青：体制不变，我不会参与。

画家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陈丹青曾被国中同仁认为是最具才华的油画家。直至今日，油画圈仍存在着“陈丹青情结”。他的“西藏组画”被公认为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在美术界及文艺界引起轰动，并获得持久广泛的关注、评论、研究与影响。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他的画家身份都不会被忽略。
    吴怀尧：1979年你在拉萨画的《西藏组画》共计七幅，由于它们意识形态，以写生般的直接和果断描绘出藏民的日常生活片段，画作公开后，轰动一时，被誉为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现在回头看，你自己如何评价《西藏组画》？它们的命运如何？二十多年来，说起你，大家总会想到《西藏组画》，这让你感到得意还是尴尬？
    陈丹青：我觉得人不应该评价自己的画。
    吴怀尧：去年你的油画《国学研究院》以1200万元落槌；不久，《牧羊人》以700万元人民币起拍，经过几轮叫价，最后以3200万元卖出；这种价格，很多明清时期的画作都达不到，对此你怎么看？很多人都以为艺术家一天到晚在数钱，实际情况如何？
    陈丹青：我对太过疯狂的事情，说不出看法。疯狂不需要看法。目前不少幸运的艺术家可能是在数钱，但我自己知道，艺术家并不是天天在喝咖啡。真的艺术家几乎都是工作狂，而且独自工作。有谁会看见艺术家独自工作的情形呢？工作是不能展览的。
    艺术市场问题的误区之一，是媒体总要问艺术家，完全错了，应该问买家和卖家，那是商场的事物，作品只是货品，理论上和一双皮鞋或一支口红一样。
    吴怀尧：相比国画，油画毕竟是舶来品，但什么国画就是卖不过油画？
    陈丹青：国画被认为是纸本的，油画是布面的，物质，以及保存的久长，似乎是价格的一个理由，当然，那是西方给出的理由。问题是中国在太多事物上认同西方的准则。董其昌与委拉斯凯兹(编者注：Velasquez,又译委拉士开支。1599—1660，十七世纪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画家)同代，可是董的作品在拍卖行的起价甚至不如今日哪位中年画家。而委拉斯凯兹要是有作品流入市场，可能数倍于我们一次拍卖赢利的总和。
    吴怀尧：画家黄永砯称美术馆为坟墓，他说美术馆展出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僵尸，不可能在美术馆里学到艺术。对于这种观点，你怎么看？请说说你对美术馆的理解和定义。
    陈丹青：美术馆的确是坟墓。一个没有坟墓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黄永砯认为学不到东西，我没意见。没有一个场所能够让你学到或学不到“东西”，只看你想不想学。我喜欢进美术馆，但不会想到学什么，只是喜欢走进去看，发呆。我对美术馆无法给出定义，我只是看见，一个有美术馆的社会与没有美术馆的社会，大不一样。就目前而言，我们没有美术馆，现在的国家美术馆只能叫陈列场所，不是真正的美术馆，更没有“美术馆文化”，那是一个专业，“美术馆学”就像“图书馆学”一样，一整套观念和方法。现在的中国美术馆就是轮流租场子付钱，画马马虎虎挂起来，大家热闹一场，就算玩儿过了。
    吴怀尧：美术界近十多年来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画家村”现象。先是圆明园画家村，继而是798艺术区，还有现在已经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京郊宋庄画家村、上苑画家村，这些“画家村”村你关注吗？你觉得它们的崛起和衰落，和艺术有关系吗？
    陈丹青：自从资本主义兴起，画家不再受雇于王朝、贵族、教宗，个体的自由的艺术家出现了，于是变成波希米亚人。北京艺术家群体和窝点再对不过，这种动物自会寻找栖息聚合的区域，然后创作。一件创作能否成为艺术品，能否被确认为艺术品，前提是你得持续创作。
    吴怀尧：你认为齐白石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画家。那么吴冠中呢？这位对中国美术界影响深远并享有国际声誉的画家，在央视《大家》上谈艺术时说，“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3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对此说法，你作何评价？
    陈丹青：我的私人意见，以为齐白石是过去百年最重要的中国画家，我的理由是：百年来的西画家固然有杰出者，但和欧洲人比，还差得远，国画家更多，但和历代古人比，也差得远，但齐先生的花鸟画独树一格，比清的吴昌硕更清新、更出趣。论高雅，齐固然不及宋元人，但宋元没有他那样的类型和风格。
    吴冠中先生被全国美术界关注，是在文革后，因为那时文艺一片凋零，我们忽然发现还有一位留学法国的前辈。你要知道，从1949年到1979年，整整三十年，没有一位中国人到欧洲留学，这时，吴先生独一无二。当时刘海粟林风眠等前辈都很老了，而且被文革摧残，不可能发生影响，而吴先生在七十年代末才五十岁出头。
    吴怀尧：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吴冠中有个观点，“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从中央到地方，养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鸡；（人事派别之争）导致几十年里中国美术实际上没有什么发展和创见，美术成了政治的工具，艺术活动就跟妓院一样；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垃圾箱式的环境里，艺术家泛滥，空头美术家、流氓美术家很多，好的艺术却出不来了；现在的问题，不光是艺术教育，还有艺术场馆、大赛评奖、市场，全方位都有问题，而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体制问题；中国当代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这些观点你赞同吗？
    陈丹青：我不清楚非洲目前的艺术是什么，但吴先生说出了大家都看见的状况。这种状况并不是最糟糕的，而是几乎谁都明白，但不说。
    吴怀尧：你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假如伦勃朗或毕加索坐在你的正对面，你会目不转睛看他们，假如能够，你愿为他们捶背，洗脚，倒尿壶，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很多文艺工作者都喜欢以否定前人来体现自己，对此你如何看？
    陈丹青：如果否定前人能体现自己，那就请否定前人吧。我热爱“前人”。上个月我去了维也纳，特意去了莫扎特、贝多芬和舒勃特的故居。非常感动的经验。我不能想象我活着，可是没有这些“前人”。

作家

    近年来，陈丹青著作颇丰，从《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到《退步集》《退步集续编》，一直到《与陈丹青交谈》，作品出版后均一纸风行。于是，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陈丹青，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画画的陈丹青，而是一个写作的陈丹青。对于这一种角色变换，他表示，“我并不是要抢作家的饭碗。”
    吴怀尧：身为画家，你屡有新的文字作品问世，回国至今，出书六本；因为写作，你成为跨专业的学者明星，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出声音。对于那些让你的生活出现新地带的文字，你自己如何评价？
    陈丹青：我无法评价自己的文字。我只是保持写。
    吴怀尧：近年来，你对你的老师木心推举有加，称他是“唯一衔接汉语传统和五四传统的作家”，《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因观点与你相左且毙掉了记者关于你《再谈木心》的访谈，还引起过你的口诛笔伐。你评价文章好坏的标准是什么？能否以巴金和木心为例，作一次具体的分析和阐释？
    陈丹青：我与朱伟一来一去，那年居然在媒体上算一点小热闹，实在可怜。中国还不是言论自由的国度，而中国的多数国民会吵架、会叫骂，但不会辩论，不会争议。这一层，我们远远不如巴今与李健吾们年青时代。
    将巴金与木心比较，令我难煞。无论如何，巴金是中国现代白话长篇小说的初期实践者，他的位置会在那里。
    吴怀尧：杜尚说只有艺术家，没有艺术。艺术家和艺术之间谁更重要？在你看来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
    陈丹青：我认同杜尚的话，只有艺术家，没有艺术，贡布里希说过同样的话。但福娄拜说过另一句话：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我也十二分认同。我最爱委拉斯凯兹的画，他在作品中完全隐去自己的性格和任何私人印迹，你看到的只是那幅“画”。
    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这等于问阳光、风、花朵或月光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你能够想象没有艺术的文明么？我活着，但不会问自己“怎样看待”这种“生活”。相对我曾活过的阶段，我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
    吴怀尧：2005年底你开通了博客，2007年元月你关掉博客，能说说开关博客的缘由吗？你平时上网多不？上网会关注什么？
    陈丹青：开博是被动的，我当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博客，关博是主动的，很简单，我时间有限。关博时我正离开清华，要画画，现在我回到纽约时期的生活，天天画画。我不上网，也是时间有限。朋友会转来各种有趣的网络文章，我每天开看邮箱。
    吴怀尧：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无论网络还是纸媒，官方还是民间，都在做一些总结和盘点。事实上，中国真正变化最大的，还是最近十年。这十年你正好人在国内，耳濡目染，你最大的感受和改变是什么？
    陈丹青：我说不出“最大的感受”，我也不会这样去想问题：改革开放，或过去十年，我有些什么感受呀？没有，我不会这么想。中国自然是在变化，不少事情越变越象样了，更多的事情越变越离谱。
    吴怀尧：《东方艺术》杂志曾经登过一篇文章《我不喜欢陈丹青》，作者列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你现在所画的画，语言过于直白，观念过份简单，就其视觉给人的感受而言，已经无法满足当代人丰富的心理期待与视觉要求，对年轻人更是难以再像他以前的作品那样提供出营养；第二，写生活琐记，作怀旧文章，不温不火地挠痒痒，是流于表面的玩味。第三是你在接人待物方面所表现出地那种左右逢源的乖巧。对此观点，你怎么看？
    陈丹青：这篇文章我读过，附有作者的照片，一个小伙子，相貌蛮好看。我没有意见，希望他是对的。常有年轻人表达对我的不屑与愤怒，我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团队，并写文章肯定他们，立刻有年轻人痛斥，说我无耻之尤、被招安——我瞧着这些批评，就像看见我年轻时。
    吴怀尧：既然提到奥运，能否说说你对奥运在中国举办的感受？
    陈丹青：我对奥运会在中国举办没有感觉。这是一项超级政治任务，它被出色完成了。我们国家不鼓励智力活动，对体力活动的鼓励，也出于政治目的，不是吗？当然，它也满足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对此我说不出什么意见。

评奥运期间广州三大报头版新闻图片编辑的表现

作者：赵莉城

摘要：本文通过量化对比和内容分析的方式，对比分析奥运期间广州在大报的头版图片在选择角度、编排方式的得与失。

关键字：三大报 头版 奥运

百年奥运来到古老的中国，来到北京，是奥运史上最美的神话。北京奥运会不仅是全国人民的盛世，更是一份丰盛的传媒饕餮。报纸作为四大传统媒体之一，其在新闻内容的保存性、视觉图片的传达上有着其它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广东报业云集了三大报业集团，新时期以来一直处于全国报业的领先地位。这三大报业集团会怎么样进行图片编辑报道奥运赛事呢？本文以广州三大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的头版为例进行分析。
               
（一）量化研究：选图角度各有千秋

报纸头版传递着整份报纸最重要、最精华的信息。而在读图时代，头报的图片是否新颖、反映新闻事件直接决定着读者对报纸的选择。笔者以广州三大报从8月9号到8月25号的报纸头版作为考察对象并对头版中与奥运有关的图片进行量化统计得出表一。

图片
总数 领导人或官员 中国奥运冠军 其他运动员 国外运
动员 场景 其他
广州日报 57 9% 75% 5% 4% 7% 0
南方日报 47 2% 73% 11% 7% 5% 2%
羊城晚报 92 2% 64% 22% 9% 7% 6%
（表一：各种图片占图片总数的比例情况）

首先，从图片的总数来看（见表一），羊城晚报的图片总数居首，且比南方日报的图片总数多将近两倍。而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在图片的总数上不相上下。羊城晚报旨在以一张大图片加多张小图片的“多图片”形式，用图片来展现奥运比赛的相关信息，抢夺观众的眼球。而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在图片编辑方面同样是以一张大图片加少许小图片的形式出现，一般是小图片在四张以下。

其次，在新闻图片的选择上，三大报也呈现不同的特点。在图片主角的选择上，三大报不约而同地把重点集中在中国奥远冠军。或是选择夺冠时欣喜若狂的表情，或是比赛时的精彩瞬间。值得指出的是，羊城晚报更注重整个比赛新闻图片选择的均衡。羊城晚报除了报道中国队夺冠的场面外，还关注中国队重要赛事的比赛现场，或是成功晋级，或是惨遭淘汰。此外，羊城晚报不仅仅报道本国运动员所取得的成绩，同时还在头版上报道一些外国运动员取得的辉煌成绩，例如女子400M个人混合泳冠军赖斯以及百米飞人博尔特、游泳天才菲尔普斯等。而广州日报则以报道夺冠运动员为主，在头版上较少涉及其它比赛的场面以及国外运动员的情况。并且，广州日报在新闻图片的选择上更多地选择刊登领导人或官员的图片，其比例占图片总数的9%，远远领先于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的2%。
                 
（二）对比分析：图片编辑各有所爱

三大报在同一个新闻事件上,所选取的新闻图片也有各自的特色。本文选取以开幕式、刘翔退赛、博尔特夺冠这三大新闻事件来比较三大报在图片编辑上的得与失。

1、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奥运会开幕式历来都是奥运会的重头戏。开幕式上既要反映出以和平、团结、友谊为宗旨的奥林匹克精神，也要展现出东道国的民族文化、地方风俗和组织工作的水平，同时还要表达对世界各国来宾的热情欢迎。在家门口举办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更是成为亿万人瞩目的焦点。
三大报都将对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的报道作为重中之中。其中，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用整版头版来报道，而羊城晚报也用了四分之三的版面。三大报的图片都强调了“瞬间性”，南方日报在头版用了整版的图片，只有新闻标题，没有添加新闻报道。图片选用了熊熊燃烧的主火炬上空烟火在空中绽放的那一刻，体现了新闻的瞬间性。同时，图片渲染成红色使整个图片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看起来振奋人心同时又喜气洋洋。新闻小标题胡锦涛宣布第29届夏季奥运会开幕考虑到作为省委机关报的宣传要求。而主标题“世界进入北京时间”更是高屋建瓴，立足于高处，暗含北京奥运会开幕对世界的影响。

广州日报则选择多图的形式。新闻主标题“胡锦涛宣布奥运会开幕”统领整个版面。左边的版面分别选择了三位官员的致辞，这与主标题形成了很好的呼应。而在主图片上，广州日报却选择了开幕式时鸟巢和水立方外烟火盛开的一刹那尽管从图片可以看出编辑旨在把奥运会两个最重要的场馆介绍给读者。但是，单单从这两个图片来看，并不能反映奥运会开幕式现场的全景。这个场面容易让读者产生质疑，这个图片会不会是在彩排时的图片？这张图片不具有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现场性和唯一性，因此，难以让人信服。
羊城晚报在开幕式的报道选择了主图加多张小图的方式来展现奥运开幕的全景。新闻主标题是奥运傲韵 全球陶醉，主图片是主火炬点燃之后在鸟巢里，往上拍摄到奥运五环烟火开放的那一刻。新闻主标题正中道说图片给人的整体感觉，而且措辞大方。图片既让读者看到了开幕式现场完整的全貌，同时，也体验到五环烟火绽放时的激情心情。

2、刘翔退赛。

刘翔退赛是本届奥运会上最大的爆点。南方日报在图片的选择上，选取了刘翔在第一次试跑时，在起跑器上因伤而痛苦的表情。在图片的文字说明是：赛前伤势突然加剧，起跑线上的刘翔脸上写满痛楚。这段文字说明很好地配合了新闻报道的标题“我们爱金牌，我们更爱你”，显示出强烈的人情味和人文关怀。“什么是好的图片？其实标准无非就是三个：第一，引发思考；第二，拷问心灵；第三，燃烧读者。” 读者在看到刘翔因伤退赛的消息后起初一定难以理解。因为很多人都认为，鸟巢是专为刘翔而建，没有刘翔的鸟巢黯然失色。刘翔在鸟巢的第一枪可谓是万众谓目。但是，当看到这张图片，刘翔痛苦的表情让读者都于心不忍。原先看到这边消息时的惊异，失落，费解统统转化为理解，宽容，读者的心也变得柔软起来。

广州日报同样选择刘翔痛苦地跪在地上的图片。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到两个主要的新闻要素，一是刘翔低着头双膝跪地，二是田径场围栏的BEIJING字样。图片编辑旨在给读者提供一种悲怆的氛围。意思是说，刘翔在北京奥运会上因伤退赛。但是，如果不看新闻图片的标题时，这张图片又可作另一番解释。读者容易理解为刘翔正在准备起跑，参加110米栏的比赛。这张图片既没有体现刘翔的伤痛也看不到刘翔退赛了。“一条图片新闻，理想境界的属性应该是，不用文字说明，就能将新闻事件讲述清楚，包括人、时间、地点、什么事甚至为什么。”
羊城晚报把刘翔退赛的新闻用大的粗黑体加以报道，但是遗憾的是，新闻图片的选择上并没有让刘翔出场，而是选择了在劲敌罗伯斯在第一轮中的比赛时的动作。图片说明是：热身时跨栏不适，劲敌罗伯斯以小组第一出线，中国史冬鹏纪伟进入下一轮。新闻的主角刘翔并未出来在新闻图片上，让人倍感费解，有点新闻标题和图片“言行不一致”的感觉。

3、博尔特百米夺冠

博尔特在百米大战中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轻松夺冠，并人类在百米跑道的速度极限上又提高了0.02秒，这是奥运会的又一个爆点。南方日报在报道此事上，选择的角度是百米终点的侧面。从图片上可清晰地看到在冲刺时博尔特领先其他运动员有一定的距离。图片的编辑上也进行了模糊化效果的处理，使图片富有动感。但是这则新闻的标题：9秒69！狂人上演最嚣张百米冲刺博尔特恐怖纪录震惊世界。标题中提示博尔特上演最嚣张百米冲刺，但在图片上的编辑上并没有强调博尔特嚣张的表情。

 “一幅好的新闻图片需要在内容上体现以下特征：真实现场的再现，把握时间的脉搏，决定性瞬间。” 广州日报与南方日报选用是同一张图片，但是并没有像南方日报那样做效果上的处理。图片真实地还原了博尔特冲刺的现场。此外，广州日报还选用了博尔特正面的一张特写图片，展示博尔特夺冠以后自信，骄傲的典型瞬间，让博尔特整个形象犹其是表情鲜活了起来。

    羊城晚报选取的是一张博尔特冲刺后做出谁与争锋的手势。这种正面平拍的方式并不能给观众交待博尔特与其他选手之间的距离。再者，这张图片的说明是：博尔特冲刺减速左看右看，百米还可跑得更快。这张图片不仅没有反映博尔特左看右看的动作，也难以体现出博尔特冲刺时嚣张的表情以及他的领先优势。

（三）结论：各俱特色，各有得失

奥运期间广州三大报头版的编辑有许多相同之处。首先，注重“读图时代”图片对整份报纸的影响，做到了“图片并重”，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激动人心的奥运会。例如，三大报在开幕式，闭幕式等重要新闻事件上都在头版做了大版面的报道。其次，在新闻图片的选择以及文字的说明上也凸显本地特色。例如陈燮霞夺得中国代表团的首枚金牌后，三大报都把报道的重点放在她是广州妹这一新闻要素上，使得新闻更加能够贴近读者。

三大报在各自的图片编辑都办出“本报特色”，在新闻图片的选择上有得有失。

南方日报：作为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大胆采用整版、大图片等方式体现“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口号。注重选择展现新闻事件典型瞬间的图片，在文字的说明上也是人情味十足。在图片的选择上，更注重运动员表情上的细节。例如刘翔退赛时那痛苦难耐的表情，张湘祥在男子举重62公斤级决赛中霸色十足的模样，马琳乒乓球男单夺金后尽情表达夺冠喜悦的姿态都让人印象深刻。但是，也许过于强调这种细节的表现，有的照片并未能尽善尽美。例如中国体操男团夺冠时，选取了主力队员李小鹏含泪仰天长啸的图片，但是他的表情被两位队员左右，以至于影响了李小鹏那种激动情况的展示。总体而言，南方日报在奥运期间头版的表现极为出色，图片与版面的编排设计延续了其一贯的作风，整洁，大气，高屋建瓴。

广州日报：充分体现“党报+都市报”的办报模式。例如，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都选择了国家领导人和官员的图片来支持头版。这充分显示了广州日报作为城市党报的宣传职能。而在图片的编辑上，广州日报图片的编辑以及版式不拘一格，时尚动感。例如马琳夺冠那场比赛中，他挥拍扣球的姿势；再如博尔特百米夺金时那嚣张的表情等等都让人过目难忘。这些生动活泼的编排方式满足了读图时代读者对图片的需要，沿习了“都市报”报纸的报道手段。广州日报的表现可圈可点。但是，有的图片过于平衡、过于集中让图片的冲击力大打折扣，层次感不强。如8月13日的版面，奥运图片都放到版面的最下方，四张图片大小不相上下，看起来让人眼花了乱。

羊城晚报：由于羊城晚报的出版时间较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晚，因为，在图片的选择上，羊城晚报成功地避开头版图片撞车的现象，图片与另外两报大不一样。其在图片的选择上视域比较广泛。选图的角度不是单单放在金牌运动员身上，而且十分关注重要比赛运动员的表现以及国外运动员的战绩，例如中国女排昂首进入四强后女排姑娘们兴奋的场面，李娜战胜大威的庆祝图面等等。羊城晚报强调图片内容选取上的均衡，选择多图片的形式来展现奥运会，图片量接近于南方日报的两倍，旨在用图片来反映奥运会的现场。但是这种图片的编辑方式让整体的版面显得凌乱，图片过多造成相互干扰，不易于记忆；图片在编排方式上也显得呆板，拍出来的图片直接使用并没有经过精心的加工。
作为地方媒体，广州三大报在头版图片的选择及形式的编排体现出良好的精品意识，使得三大报的表现各有千秋，有得有失。面对激烈的广州报业市场，如何创新，才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 孔繁根.《摄影采访与图片编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
[2] 甘险峰.《新闻图片与报纸编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
[3] 高立、姜欣.《试论数字时代下的新闻摄景》.新闻界.2008年第3期.
[4] 黄裕南.《新闻摄影图片的评价标准》.新闻导刊.2006年第5期.